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FC红白机与四位老人的故事

2016-05-31
  引言:“您可能没有想到,我现在已转型搞农业,种有机蔬菜、养有机猪……不亦乐乎。”2012年,收到谭启仁的来信。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,仍在为实现他的人生价值而努力。二十多年前,谭启仁、傅瓒、黄佶、曹老师,这群普通人的命运,因一台游戏机而改变。
  
  烟山版《坦克大战》
  
  经过一家卖烟酒日杂的小店时,傅瓒停下脚步,对我说,二十年前,福州有不少这样的店,柜台上摆着一台电视和一台红白机,旁边围着一群孩子,在玩《90坦克》。
  
  人的一生,总会有一两次转折。傅瓒的人生转折点,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。
  
  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,数代人的命运因此改变,傅瓒是其中之一。在农村插队一年后,二十岁的他考入福州师范专科学校(今闽江学院),成为这所学校复办后的第一批202名学员之一。当时,学校只开设了中文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和物理五个专业,傅瓒选择物理,毕业后成为福州十六中的一名物理老师。
  
  1984年,邓小平在上海观看小学生计算机操作表演后,说了一句“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”。全国随即掀起一股青少年学电脑热。傅瓒所在的福州十六中也响应号召,购置14台苹果机,创设电脑室,派出包括傅瓒在内的一批老师去福州大学进修计算机。这之后,傅瓒被调任电教组组长,成为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
  
  1984年10月,傅瓒向校领导提议,成立一家电脑服务部,挂靠在校办工厂名下,对外承接软件开发业务。学校批准提议,拨给他两台苹果机和3000元启动资金。
  
  服务部的业务很快扩大,学校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独立核算的公司。营业地点位于校门内左侧的一间小屋,公司名为“烟山软件技术服务中心”。“烟山”取自福州十六中附近的一座小山——烟台山,傅瓒把中间的“台”字拿掉,为了读着顺口。
  
  1985年5月,从工商局领到营业执照后,烟山软件正式营业。
 
    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国内红白机的货源大多来自距福州三小时车程的石狮。当时的石狮以小商品走私闻名,电子表、尼龙伞、布匹、随身听、游戏机……水货源源不断从这个小镇流向全国各地,以至于石狮汽车站成为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。
  
  近水楼台先得月,福州因此成为游戏机和游戏卡的集散地之一。后来占据国内红白机市场半壁江山的“小天才”兼容机的组装厂,以及以改编和开发红白机游戏为业的外星科技,均坐落于福州。
  
  烟山软件也开始经营红白机。最初,兼容机尚未出现,原装机1500多元的价格令普通家庭难以承受,所以销量很少,每月仅能售出三五台。直到后来,他们代理了“小天才”兼容机,销量才有所上升。
  
  一次进货,游戏卡带在运送过程中被摔散。傅瓒拾起检查,发现卡带的内部构造很简单,PROM、TTL线路,这些对于已有汉卡和雅达利卡带改造经验的他来说,再熟悉不过。于是他买来空白芯片,自己烧录游戏。原装卡带进价两三百元,自己组装,成本仅六七十元,利润颇丰。
  
  积累一批程序后,傅瓒的好奇心又上来了:能不能像以往修改雅达利游戏那样,改造红白机游戏?选择《坦克大战》为试验对象,一是因为这款游戏简单有趣,二是因为游戏自带编辑器,改起来相对容易。
  
  傅瓒对原版的地图和参数进行修改,添加一系列新关卡,于是就有了“烟山版”《坦克大战》——《坦克7》。之后他又制作了《坦克14》、《坦克28》、《89坦克》和《90坦克》,加入敌方坦克吃宝物、双打互借坦克等功能,以及水陆两用坦克(可渡河的船)、火焰喷射器(可削草的手枪)等宝物。
 
    
  “烟山版”《坦克大战》出人意料地大卖,甚至有经销商为了第一时间抢到货,在学校办公楼大厅打地铺。一次,傅瓒去北京出差,在王府井一家百货商店看见《90坦克》的卡带,三百多元的标价把他吓了一跳。这些卡从他手中批出的价格,只有八九十元。
  
  中国大陆玩家所玩的《坦克大战》,多是出自傅瓒之手的修改版。其中《90坦克》流传最广,辨识方法很简单:B3、B5、B6、B7四版地图上,分别写有“福州”、“烟山”、“软件”、“542408”(电话号码)。
  
  在中国电视游戏短暂的发展历程中,“烟山版”《坦克大战》成为被盗版次数最多的游戏之一。当时市面上的大多数低K合卡,均包含此节目。傅瓒估算,如果加上国内外各种翻版,《90坦克》的销量已逾3000万套,而经烟山软件售出的,仅区区数万套。
  
  凭借“坦克”系列,1989年,烟山软件的营业额突破200万元,公司规模从最初的3人增至16人。
  
  然而短短一年后,福州本地销售游戏机及卡带的个体户即增至100多家。卡带的破解和烧录已无门槛可言,从读取、烧录到焊接,整套设备只需2000多元,外壳本地生产,空白芯片购自台湾。
  
  当盗版形成规模,创新力的比拼演变为成本的比拼。为维持生计,烟山软件后期做起了卡带外壳的生意。六七角的进价,卖一块多钱,已是不错的利润。而这些外壳,大多流向了盗版商贩。一个无奈的讽刺。
  
  烟山软件由盛而衰的那一年,广东中山市,29岁的段永平成为一家亏损200万元的小厂的厂长。他瞄准红白机,转型生产仿制游戏机,这就是后来的“小霸王”。
 
    
  《电子游戏入门》
  
  “你家里有彩电了吗?为什么不用几百元钱,为你们全家再增添无穷无尽的欢乐。……胜天9000型电视游乐机,由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和一对操纵器组成,在电视屏幕上显示出千变万化的图形,构造出惊险有趣的场景。”这是刊登在1989年5月11日《杭州日报》上的一条广告。
  
  广告中的“胜天”,是当年台湾胜天电子有限公司推出的仿制红白机品牌,其机器以蓝白色为主,因质量稳定,与“小天才”一并,占据了国内兼容机市场的大半江山。
  
  这年春天,黄佶下海,从一名中科院博士转职为销售。上面这段广告词,就是他在杭州跑销售时写的。
  
  博士毕业后,黄佶暂未找到合适工作,便留在所里帮老师做实验。听老师说起有朋友在上海开了家卖游戏机的公司,他前往应聘,入职跑起了销售,每月250元工资。老板是一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,胖胖黑黑,戴着眼镜,黄佶后来才知道,他也是从中科院下海的。
  
  1989年,“胜天”进军大陆,这家只有十多人的小公司成为总代。老板交给黄佶一个行李箱、一台样机、一叠合同、四百元差旅费,派他去杭州开拓市场。与以往实验室的工作不同,销售需要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,联络百货商店,讨价还价,在媒体上打广告……黄佶花了不少时间才适应这个新角色。
  
  返回上海时,他对销售已驾轻就熟。中百一店、中百九店、华联商厦,定期与这些大商场联系,铺货、促销、布置店面。
 
    
  一天,黄佶接到上海少儿出版社编辑打来的电话,对方看见游戏最近很火,报纸上也有对其利弊的讨论,便想找个熟门熟路的人写一本介绍游戏的书。黄佶毛遂自荐:我来写吧,我是博士,保证能写好。
  
  揽下这件差事后,黄佶犯了愁,自己只写过论文,却没有写书的经验。他决定按照论文格式,先从电子游戏的发展史谈起,接着谈游戏机的原理、构造及使用方法,最后切入正题——“游戏节目过关技巧”。
  
  在研究所读博时,黄佶也算是游戏高手。每天吃完晚饭,一群同学围在他身边,看他在苹果电脑上玩空战小游戏《Star Blazer》。为了写好这本书,他开始苦练游戏技巧,下班一到家就打开游戏机,玩到半夜,然后躺在床上写攻略,写完一页,往枕头下塞一页。完稿前,手稿摞起已有一拳多高。
  
  在他看来,打游戏比写论文难得多。打《古巴战士》,他把手指磨破了。《魂斗罗》实在打不穿,只好以一条香烟为报酬,请公司的一位老销售代为通关,自己在边上做笔记。玩《网球》,他对网球规则一无所知;玩《古巴战士》,他只知卡斯特罗,不知切·格瓦拉、巴蒂斯塔,于是一趟趟地跑图书馆查资料。
  
  1990年6月,《电子游戏入门》正式出版,全书136页,8万多字,售价1.6元。黄佶从出版社领到数千元稿费,部分稿费以书抵扣。下班后,他把出版社发来的一千本书堆在三轮车上,专挑卖游戏机的地方吆喝。
  
  《电子游戏入门》是第一本在大陆正式出版的面向普通玩家的游戏图书,书中既有游戏攻略,也有产业分析,例如,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1980年代初的“雅达利冲击波”,提醒游戏业以此为戒。黄佶还结合自己的销售经验,指出“买得起游戏机,买不起游戏卡”是制约大陆游戏机市场发展的主因。
 
  
  “9999999合1”
  
  “我们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捞的饺子。大部分饺子都留在汤里,最后煮烂了。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被捞上来的那只饺子。”曹老师的经历,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。
  
  1965年,曹老师考进上海第一医科大学,一年后即遭遇“文革”,学业荒废。1970年,她与后来成为丈夫的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,在青海一呆就是八年。
  
  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,也恢复了研究生考试。曹老师与丈夫为离开青海而拼命读书,那一代人称之为“考户口”。她顺利考入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,回到家乡福州,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学博士,成为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的“大弟子”。那年,全国中科院系统仅104名博士,女博士更是只有4人。
  
  曹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。许多“老三届”返城后找不到工作,长期处于社会底层,而她却走进窗明几净的研究所,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资。唯一的遗憾是家庭不完整。两个孩子出生在青海,因高原不适,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爷爷奶奶身边。之后十多年,父母与孩子只有春节才能见上一面。那时,曹老师经常做梦回上海看望孩子,每次想到孩子,夫妻俩就会抱头痛哭。
  
  1988年,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。为了一家人团聚,曹老师决定放弃研究所的优厚条件,停薪留职。夫妻俩攒了一年的工资,搬往上海。因为没有上海户口,他们进不了正式单位,没有工作,也没有收入,一夜之间从知识分子变为无业游民。
  
  那一年,曹老师42岁,看不见未来的出路。
  
  从未拨过算盘珠的曹老师决定下海经商,然而第一次下海就呛了一大口水,辛苦赚来的钱被挂靠单位悉数吞掉。听说她的经历后,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任职的一位学者,邀她去合肥为学生演讲。演讲结束后,给了她50元辛苦费,对她说:“希望你明白,知识是有价的,是可以赚钱的。”
  
  曹老师记住了这句话。1989年春,她加入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和毛绒玩具的街道工厂,筹建研究所,每月工资400元,外加100元补贴。“简直是天价,我能养活一家人了!”曹老师激动不已。
  
  这个“研究所”与她之前从事科研的“研究所”截然不同,在这里,效益是第一位的。做什么才能盈利,曹老师心里一点谱都没有。一次,去同学家玩,她看见一台长方形的黑色机器,一头连着电视,另一头接着一个小方盒。同学告诉她,这是台专门用来玩游戏的机器,叫做“雅达利2600”。
  
  曹老师立刻跑去上海第一百货商店,在那里找到了三种游戏机:一是原装红白机,一台机器加一盘卡,约1500元,被称为“高档机”;一是“小天才”等兼容机,600多元;雅达利2600属于“低档机”,400多元。
  
  在游戏机柜台前,她看见很多孩子,目不转睛盯着电视上的游戏演示。他们专注的表情,令她印象深刻。
  
  曹老师与同事一起,制作了三台仿雅达利2600的样机,送往上海第四百货商店的玩具柜台,请对方代销。他们挂出事先写好的宣传板,板上写着:“引进美国雅达利游戏机技术,自行生产,价格优惠。”
  
  三台机器即刻售罄,宣传板尚未收起,又陆续有人过来打听。厂里决定立项生产家用游戏机,瞄准当时市面上热卖的“小天才”,将机器命名为“小天使”。
  
  1990年代初,兼容红白机大量面市,品牌杂多,除外型与按键布局稍有不同外,内部构造、功能设计及附件配置几乎一模一样。
  
  与此同时,“学习机”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也被创造出来。其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“Family BASIC”,国人为其添加了打印机、录音机、软驱、鼠标等外设,市场宣传时,将“学习”的功用置于“游戏”之上。尽管褒贬不一,但不可否认,这是国内最早面向本土市场量身定制的游戏机硬件。
  
  
  此时的曹老师已离开原单位,自立门户,做起了游戏机维修的生意,她还同深圳东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名噪一时的“金字塔”学习机。金字塔学习机的卖点之一是采用多槽口设计,以方便扩充和升级。“具有多个扩充槽的多功能电脑学习机”的专利权人中,便有曹老师的名字。
  
  之后十多年,曹老师由硬件转向软件,先后在上海、福州、深圳等地成立公司,开发红白机游戏及教育软件。1998年,她还和丈夫开了一段时间“夫妻店”,她负责写软件、制作动画和音乐,学药理出身的丈夫将卡带样品手工焊好,交给工厂批量生产。
  
  曹老师家中至今仍收藏着由她经手的25000多张游戏卡带,大多组合或修改自其他游戏,也有少数原创,如《美猴王》、《猎杀侏罗纪》,以及为纪念1997香港回归开发的《九七港京拉力赛车》。
  
  这两万多张卡带中,有一张特殊的合卡——“9999999合1”。游戏选择菜单上有两只飞鸟,背景音乐是《人鬼情未了》。这类“超级合卡”的出现,标志着红白机游戏在中国步入了最后的辉煌。
  
  
  人民大道那家店
  
  1980年代以前,上海的人民大道主要用于国庆检阅之类的群众集会和游行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这条大道从喧闹中安静下来,成为一条普通的马路。站在路上左右眺望,看不见典雅气派的上海大剧院,也看不见造型奇特的城市规划展示馆,只有一些临时搭建的铁皮棚,零零星星,散落路旁。
  
  在这些棚屋中,谭启仁的店无疑是科技含量最高的。他的柜台里除了玩家熟悉的红白机及游戏卡带外,还摆着一台时尚的黑色游戏机,机器中央的圆盘上写着大大的“16 BIT”,角上印着一行白色字母——“MEGA DRIVE”。它就是日本世嘉1988年推出的16位机先驱——世嘉MD。
  
  当时,中国老百姓的购物场所主要集中于国营百货商场,个体电玩店仍是新鲜事物。在上海,如果你想购买游戏机或游戏卡带,首选地点是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或向阳儿童用品商店。
  
  1990年,谭启仁的电玩店开张后,很快成为上海电玩迷的乐园。虽然小店没有招牌,没有名字,布置也很简陋,但只要提起“人民大道那家店”,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这里。
  
  谭老板的正式身份,却鲜有人知。有人猜测,他可能是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,因为曾听他提起在浙江大学开讲座的事。有人说他可能是某电子研究所或国营电子厂的工作人员,因为他的店里除了游戏机外,还有Z80和MCS-51单片机开发系统之类的硬件。
  
  
  上海人民大道的这家电玩店,是谭启仁的第二次创业。
  
 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全民皆商的狂潮,知识贬值,社会上流传着“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顺口溜。知识分子纷纷放弃学术研究,下海经商,其中大多数流向了贸易公司或是简单赚取差价的小公司。
  
  谭启仁也是其中一员。下海前,他是浙江大学附属杭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程序设计助教老师。1988年,他放弃在大学任教的机会,借了20万元,挂靠浙江省科技开发总公司,创办浙江现代微电子技术公司,目标是:动漫游戏的开发、家用游戏机的制造,以及游戏杂志的创办。
  
  一年后,公司生产的第一批兼容红白机,在杭州和上海两地面市。然而令谭启仁意想不到的是,1989年10月,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的浙清整办《关于撤并省属32家公司的通知》,竟然把他的这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当作清理整顿对象,由此引发了全国第一起民告省政府的案件。
  
  十七年后,谭启仁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论文中写道:这是1990年10月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实施后全国第一起民告省政府案件,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行政首长的不当干预和司法机关违法办案,是造成历史错案的主要原因,也暴露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弊病。
  
  苦心经营的公司被撤销,投入的20万元打了水漂。谭启仁并未放弃,他从杭州转至上海,开始第二次创业,于是便有了上海电玩迷熟悉的“人民大道那家店”。
  
  
  在上海玩家的记忆中,“人民大道那家店”与一本名为《电子游戏指南》的杂志紧密相联。
  
  这是一本“地下刊物”,没有主管单位,没有书号或刊号,出版周期也不固定,每月一期或两月一期,取决于新游戏的数量。印刷很简陋,封面是一张16开白纸,印着“电子游戏指南”六个大字,内页为黑白,只有文字,没有图片。每期四五十页,以游戏攻略为主,封底是人民大道电玩店的广告和价目表。
  
  《电子游戏指南》由谭启仁出资创办,张弦、叶伟撰稿,印好后放在店里,买游戏赠送,单买5块钱一本。在那个资讯与交流极为贫乏的年代,这本“地下刊物”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。
  
  1991年至1995年,《电子游戏指南》总共存活了四年,期间谭启仁也曾考虑“转正”。1992年,他联系《电子世界》杂志社,发行了两辑有正式书号的出版物,名称由《电子游戏指南》改为《电玩迷》,封面、封底、封二和封三改为彩色,以“电子游戏丛书”的形式出版。
  
  《电玩迷》仅出两辑,即因国家对书号的严格管控而被迫停刊,重新转入“地下”。1995年,这一国内游戏杂志的先行者被上海出版局以非法出版物查处。“我清楚地记得,1995年的一天,几千册刚发到上海的《电玩迷》,在上海火车站被查扣,虽然也少不了送礼,但还是被罚去七八千元。”谭启仁回忆道。
  
  这时,他的电玩店也因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的动工,搬至陕西路与复兴路路口的一家文具店里。上海的电玩市场开始由16位机向32位机过渡,竞争越来越激烈,商家的“猫腻”也越来越多,“人民大道那家店”不久便泯然众人矣。
  
  
  结语:1983年7月15日,红白机(FC)在日本正式发售。那一年,傅瓒在福州十六中任物理老师,曹老师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攻读博士,黄佶在上海读硕士研究生,每月70元补贴,谭启仁在浙江大学负责计算机房的软硬件维护。五年后,他们的人生轨迹因这台游戏机而各自改变。
  
  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历史上处于这样一个位置,当时的我只是被工作和生活推着往前走。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,只要自己不是一个多余的人,能够被别人需要,被别人想念,就满足了。”傅瓒说。采访结束后,每年春节,都会收到他发来的祝福短信。
  
  “如果我没有考上研究生,就没有学习电脑的机会。如果我不是院长的学生,那位改革名人就不会注意我。只有不断往前闯,才会有后面的机会。”曹老师说。接受采访时,她正在为一款国产多媒体掌机做技术顾问。一年后,掌机上市,市场反响热烈,但随即传出她与合作方的一系列纠纷,之后,便与她失去了联系。
  
  “游戏机的功能将越来越多,图像质量也会越来越高,价格却会不断下降。同时,游戏节目也将越来越丰富。电子游戏机在家庭电子系统中的地位,必将越来越重要,它一定会成为每个家庭,甚至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侣。”黄佶在23年前的《电子游戏入门》一书中写道。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,他最近一次“不务正业”,是2012年绘制了一张“中国政改路径底层设计图”,引发围观。
  
  年近七旬的谭启仁,仍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忙碌。他带领浙江大学的30名硕博生,创办了一家股份制现代农业企业,种植蔬菜、栽培水果、养猪,打造有机食品。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水击三千里。”他以毛泽东的这句诗,总结自己的人生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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